絕大多數(shù)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(guī)，或稱學規(guī)、學生守則，很多學校還印成小冊子叫《學生手冊》。那中國古代書院的“校規(guī)”，又是怎樣的呢?其中，《岳麓書院學規(guī)》就頗具影響力和代表性。
王文清(1688-1779年)，字廷鑒，號九溪，湖南寧鄉(xiāng)人，乾隆二年(1724年)進士，精于經(jīng)史，名望很高，乾隆十三年(1748年)，受長沙知府呂素高聘請，擔任岳麓書院山長。當時，岳麓書院生源不濟，院舍草木叢生，尤其是時任湖南巡撫的楊錫紱與長沙知府呂素高不和，有意利用城南書院(長沙的另一座書院)取代岳麓書院的地位。所以，岳麓書院的發(fā)展到了一個低谷。
王文清到任后，整理院舍，整頓院規(guī)，依靠個人聲望，擴大生源。在王文清的努力下，那些讀書士子爭先恐后地打理好行李，從湘江西岸的城南書院，渡江來到湘江東岸的岳麓書院。長沙地方政府也把岳麓書院重新當作舉行祭孔等文化活動的中心，岳麓書院得到了中興。
不過，王文清對岳麓書院的最大貢獻還不僅僅在于中興，而在于他修訂了《岳麓書院學規(guī)》。學規(guī)共18條，108個字，內容分兩個部分：前10條是學生的道德行為規(guī)范：忠、孝、莊、儉、和、悌、義等;后8條是具體的學習內容和方法：講經(jīng)、誦讀、做筆記、通曉時務等。學規(guī)很通俗易懂，又寓意深刻。我們看其中的幾條：
第一條，要求學生“時常省問父母”。中國的孝文化根深蒂固，書院的學生來自湖南全省乃至全國各地，所以，要求學生用書信、或托友人、或隔一段時間返鄉(xiāng)等形式，時常省問父母大人的安康。
第三條，“氣習各矯偏處”。書院學生都是10多歲、20歲左右的年輕人，正處在人生觀、世界觀以及個性的塑造形成期，所以，要矯正個人行為中的偏執(zhí)，養(yǎng)成與人和睦共處的習性，這一點對一個人一生的發(fā)展都非常重要。
第五條，“服食宜從儉素”。封建社會，一般的老百姓是上不起學的，能到書院讀書的大多是比較富裕家庭的孩子。王文清認為，年輕人應該過節(jié)儉、樸實的生活，不能在服裝、飲食等方面太奢侈，這樣，才能體會到生活的不易，將來走向社會才能為國家、為廣大百姓考慮，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而不是奢侈腐敗的蛀蟲。
還有“讀書必須過筆”“疑誤定要力爭”，是提倡學生讀書時要養(yǎng)成做筆記的好習慣，這是古人學習的一個好方法;同時，有疑問一定要提出來，善于發(fā)現(xiàn)問題，通過爭論、辯論來弄清楚問題的實質。
即使放到今天的大學，《岳麓書院學規(guī)》也很有借鑒意義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王文清還非常重視社會實踐對于學生教育的重要性。曹典球《王九溪先生年譜序》記載，王文清“一生不肯為鑿空無據(jù)之談，而必以實事求是、切于人生日用之學為歸宿”。
在18條學規(guī)的第十三條，王文清明確提出，書院的學生應該“通曉時務物理”，就是提倡學生除了學習書本知識，還要接觸社會、了解社會，為將來經(jīng)世濟民打下良好基礎。
不過，這一條學規(guī)不是王文清首創(chuàng)的，岳麓書院建立之初，就確立了一個明確的辦學宗旨，教育學生重實踐、行踐履。清朝學者全祖望在評價南宋時期岳麓書院的山長張栻(號南軒)時說，“南軒弟子多留心經(jīng)濟之學”。經(jīng)濟之學，即注重實踐、關注社會的經(jīng)邦濟世之學。
到了清代，考據(jù)學盛行，但岳麓學子在王文清等人的倡導下，仍講求義理和經(jīng)濟之學，把重務實、行踐履的學風進一步發(fā)揚光大。
對于《岳麓書院學規(guī)》，岳麓書院后來的學生魏源、曾國藩、譚嗣同等都推崇備至。他們一方面學識淵博，但又強調務實，傳承了傳統(tǒng)儒家經(jīng)邦濟世的情懷與傳統(tǒng)實學的經(jīng)世致用精神，面向現(xiàn)實，關注國計民生。
